卢沟桥与宛平城
更新时间:2010-03-30
▲夕阳映衬下的卢沟桥
卢沟桥
出广安门,到三环路西南段的六里桥立交桥,沿京石高速公路西行20里,就到了闻名中外的北京游览胜地之一——卢沟桥。
永定河是在清朝康熙三十七年(1689)才由康熙皇帝命名的,在金代叫卢沟河。卢沟桥处自占以来就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从华北平原北上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都必须经由此地,特别是金朝定都后兴建中都城,这条大道的重要性显得格外突出。卢沟桥处最早只是个渡口,没有桥。五代时期后梁名将王彦章就曾在此摆渡撑船。传说他使一支浑铁长篙,可见其力大无比。后来王彦章弃篙从戎,善使铁枪,军中号称其“王铁枪”。直至金以前,河上才有一座非永久性的木浮桥,但由于卢沟河水势湍急,溢浸为巨,草草舆梁,屡遭水毁。金开国初期,为便利京师交通,金世宗皇帝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下诏说卢沟河乃“使旅往来之津”,令修建石桥。但这项决定未能实施时,金世宗就死了。金章宗继位后,先是决定造船只以渡过往商旅,继而“更命建石桥”。1192年(金章宗明昌三年)石桥建成,历时4年。初命名为“广利”桥,以后各朝代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葺加固,明、清两朝有记载的修葺为13次。我们现在看到的卢沟桥是清朝康熙年间重修的。石桥完全是用白石建成,总长266.5米,桥身由 ll孔石拱组成,远远望去,宛如一条游龙在波中戏水。桥两旁各有石栏140根,石栏柱头上雕有石狮,林林对峙,桥下水声潺潺,晓月流光。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在《中国石拱桥》一文中写道:“这些石刻狮子,有的母子相抱,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像倾听水声,千姿万状,惟妙惟肖。”描写得可谓淋漓尽致。桥两端的北侧各有石碑一座。东端的石碑是康熙八年树的“卢沟桥碑文”:西端的石碑是乾隆五十一年树的“重葺卢沟桥记”碑。西侧的碑亭里刻有康熙皇帝在视察永定河时写下的诗:“源出自马邑,溜转入桑干。浑流推浊浪,平野变沙滩。廿载为民害,一时奏效难。当辞宵旰苦,须治此河安。”东端的碑亭里是风流皇帝乾隆御书的“卢沟晓月”四个行书大字,从很远就能映入人们的眼帘;碑阴是乾隆皇帝御笔草书的咏“卢沟晓月”诗:“茅店寒鸡咿喔鸣,曙光斜汉欲参横。半钩留照三秋淡,一蝀分波夹镜明。入定衲僧心共印,怀程客子影犹惊。迩来每踏沟两道,触景那忘黯尔情?”这座造型优美的石拱桥,千百年间,不仅在国内为世人所称道,就是在国外也亭有崇高的声誉。早在13世纪,世界著名的大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卢沟桥“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桥。正是由于他的介绍,外国人又把卢沟桥叫做“马可·波罗桥”。在我国桥梁建筑史上,卢沟桥堪称是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
卢沟桥的狮子尤为值得一提。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它们“共同构成了美丽的奇观”。明朝人蒋一葵在其著作《长安客话》中写道:“卢沟河,金时呼黑水河,桥亘周行,金明昌初建,本朝正统间重修,长二百余步。左右石栏刻为狮形,凡一百状,数之辄隐其一。”给石狮增添了无限神秘的色彩。北京人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意思是说,卢沟桥上刻的狮子不仅姿态万千,而且数量多,不管你多么认真地去数,到头来也数不清石狮子的数目。数着数着就乱了。不过这个歇后语在今天已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60年代初,北京的文物考古上作者们已计算出石狮的准确数字是485个。
卢沟桥又曾是送别行人出京之地。古时,文人、墨客、官员、商旅出京,都要在卢沟桥设洒饯别。金宣宗时任礼部尚书的大学士赵秉文写过一首诗:“河分桥柱如瓜蔓,路人都门似犬牙。落日卢沟桥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这首诗写出了两情依依,折柳伤别的真实情感。《鸿雪因缘图记》的作者麟庆在清道光三年(1824)正月出京赴安徽徽州知府上任时,也曾在卢沟桥与家人道别,写下了《卢沟策骑》诗二首。其一日:“屏山辉早旭,驿路敞春明。吾斯犹未信,何以答升平?”其二(留别仲文、季素两弟)日:“宦海兄先涉,家庭仗弟贤。相期各努力,借以慰高年。”诗中做高官报达圣恩的喜悦之情及临别时棠棣昆仲绵绵之意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卢沟桥也曾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历史见证。1937年6月,日寇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7月7日夜,他们借口以一士兵失踪为名,要求进宛平城内搜查并让中国军队撤出宛平等地,这些野蛮无理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日军即悍然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肆意挑衅,制造事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当地中国驻军29军冯治安部广大官兵,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同仇敌忾,奋起还击,爆发了震惊寰宇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华儿女在卢沟桥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揭开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全国解放以后,经过战争洗礼的卢沟古桥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宛平城
宛平城
人们谈论卢沟桥也多与宛平城联系在一起。卢沟桥东的古城建于明末崇祯十三年,虽然当时仅是一个方圆里许的斗城,但“崇墉百雉,俨若雄关”,颇有一番磅礴的气势。它有城门两处,东门称“顺治”,西门称“永昌”。城命名为“拱极”。说来也巧,就在拱极城建成后的1644年2月(崇祯十七年正月),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以西安为西京,定国号为大顺,建元“永昌”,正好与拱极城西门名称相同。当李自城的农民军在山海关一带的一片石与清军交战战败后,李自成撤到北京,随即又决定放弃北京城向陕西撤退以后,清军随即于1644年5月1日进占北京。9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从沈阳迁来,定都北京,年号日“顺治”,这又与拱极城东门名称相同。于是后来有人附会为此乃大明朝灭亡的“天数”。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极为奇怪的巧合而已。到了清朝,永昌门改称威严门。《日下旧闻考》中说,该城初被命名为“拱北”,清朝更名为“拱极”。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其有力的证据就是1981年9月在城内建筑施工中出土一文物,是崇祯皇帝命太监武俊督修拱极城的一块腰牌(相当于现在的工作证、通行证一类的东西),腰牌上写有“拱极”字样的文字,时间是崇祯十三年三月。因此拱极城显然是明朝崇祯年间命名的,而不会是清朝更名“拱极”的了。
“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卢沟桥地处畿辅咽喉要冲,又是南北陆上出入京都的唯一通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金、元、明、清历代封建王朝深知其战略地位的重要,都在这里设立了巡检司,派兵驻守。这里同京北沙河巩华城、京东通州一样,从西、北、东方向拱卫着北京。正因为如此,崇祯皇帝为更好地保护卢沟桥和对付已如火如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特在当桥之东构筑城池,增添军队,并派一名参将镇守。尽管如此,也挽救不了明王朝行将灭亡的命运。四年以后,李自成西路大军长驱直入,跨卢沟桥,穿拱极城,从广宁门打进了北京紫禁城,逼得穷途末路的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1913年,宛平县政府迁此办公,次年迁出到距卢沟桥五里的长辛店镇,1928年复移米。由于是县治所在此,拱极城逐渐繁华起来。古城与卢沟桥一样经受了“七七事变”的战争洗礼,如今残存的城墙上还镶嵌着当年鏖战时留下的累累弹痕。
▲宛平城墙上的弹坑
▲“卢沟晓月”碑亭
卢沟桥与“卢沟晓月”
千百年来,“卢沟晓月”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卢沟”为什么和“晓月”联系在一起?何以卢沟偏以“晓”月闻名?这是人们所关心的和探讨的。1982年北京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一本学术论文集《燕京春秋》,其中有李登科同志的文章《卢沟因何以“晓月”著称》,回答了这个问题。文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十分有见地亦有新意。我们不妨简单概述一下以说明问题。
李登科同志从四个方面谈这个问题。
1.特定的历史环境。北京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向华北大平原,“前挹九河,后拱万山”,历来有“北京湾”之称。在北京湾出口处,有一长河,从西北向东南滚滚而下,这就是卢沟河,后称永定河。当初南来北往的旅客,无论从华北大平原北上,还是从山区南下进入华北平原,都要横渡卢沟。北京城未形成前,这里已是交通要津。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使北京城市和卢沟渡口的发展相辅相成。金中都城的发展促进了卢沟渡口的发展,以至于金刚定都不久即在卢沟渡口处建造了一座永久性的石桥——卢沟桥。在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古代,卢沟桥距京城30多里,差不多是半天的路程。出京的客人上午在城里吃完了亲朋们的饯别酒宴,启程上路,骑马或乘车来到卢沟河畔时,已是夕阳西下,就得打尖投宿,准备明日早行。待到翌日凌晨,鸡叫三遍,留宿的客人赶忙梳洗登程,出得门来,但见晓月当空,道路明亮,于是策马扬鞭,悠然上桥,马蹄的碎步,敲击着桥面,在“得、得”的声中,举头遥望,东方渐显出鱼肚白色,天空残月倒挂,大地似银,真是“卢沟桥上月如霜”啊!这不就是“卢沟晓月”很好的意境吗?所以卢沟以“晓月”著称,是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时代条件所形成的。
2.精湛的桥梁建筑。“卢沟晓月”的意境是远山、晓月、美桥浑然一体构成的,而石桥本身是构成“卢沟晓月”意境的主要机体之一。从远处看,在微波粼粼的卢沟河上,美丽的石桥宛如一条长虹,横跨两岸,11个拱券洞门悠然卧在波澜之上,而桥礅前的分水尖像把利剑伸向兴风作浪的孽蛟,迫使它驯服地从洞门流过。华丽的石桥已足以使人赞叹,再加上特定的时刻就更使人不能忘怀。在那茫茫的晨曦之中,行人上桥,凭栏遥望,才会见到月淡星稀,浑河如线,岸旁树木郁郁葱葱,远处的青山隐隐濛濛,多么美妙的景色啊!明朝的吏部侍郎顾起元的《过卢沟桥》诗中说:“西山笼雾晓苍苍,一线桑千万里长。”就是这种意境的写照。这时的石桥被轻纱般的晓雾笼罩着,再透过淡而柔和的月光,仿佛使行人置身于仙境。这一景致就是“卢沟”和“晓月”的结晶。
3.历代文人的吟诵。“卢沟晓月”是一个景色美、意境佳,极富诗情画意的地方,而历代文人学士对它的描绘吟诵,更使人传遍遐迩,闻名中外。历代文人留下来的吟咏“卢沟晓月”的诗词歌赋尤以明、清两代为最。明代的杨荣、干英、张元芳、顾起元、岳正、张野、于慎行等,他们都有佳作留于世。这些人的诗有的侧重于岸上的景色,也有的侧重河内的水流,都突出了“晓月”的特点。这些人的身份不一样,咏吟角度也不同。有的仕途不得意,有的思念乡友,还有的见晓月怀古伤情。清代的宋荦写涛涛中专写河水:“不道乡心南去急,只疑波浪似黄河”。格调清新。有的诗不仅写水和桥,还写桥上的石狮子:“沙浑石涩夹山椒,苦束桑乾水一条,流出卢沟成大镜,石桥狮影浸拳毛。”诗虽没直接写“晓月”,然而狮影一句,已把月光点出,手法上不仅暗托“晓月”还写活了狮子,可谓别致。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文人是以公子哥儿的角度写卢沟桥。元代杨奂的《过卢沟桥》诗就是如此:“燕姬歌处啭莺喉,燕酒春来滑似油。自有五陵少年在,平明骑马过卢沟。”他们从南方而来,吃喝玩乐兴尽而返。出城30余里,还回味在城中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骑马过桥,洋洋得意,好似天之骄子。一个悠然自得的纨绔子弟。总之,卢沟桥通过历代文人的吟诵而出名了,“晓月”的意境也靠他们传开了。尤其是清帝乾隆,把金章宗提出的“卢沟晓月”刻在碑上,立在桥头,使得“卢沟晓月”更出名了。
4.抗日的革命纪念胜地。卢沟桥自建桥到现在,已800多年。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又以新的战斗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脑际。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声,在这里揭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序幕。因此,“卢沟晓月”已经不仅是“花间月下”一方面的含义了,而又增加了日寇侵华的铁证和中华儿女反侵略的英雄篇章。
上述四个方面就是卢沟以晓月著称的原因。
《卢沟桥行》
纵观历代文人吟咏卢沟桥的诗作,大多以吟花赏月,怀古伤情,圣恩邀宠,颂升平气象的居多,只有一个人的诗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就是清代大兴诗人舒位。舒位(1765-1815),字立人,号铁云。他出生在封建官僚文士家庭,乾隆五十三年(1788)考中举人,而后仕途坎坷,曾“九上春官,卒不得遇”。他家境贫寒,以馆幕为生。他一生迫于生计东奔西走,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尝过缺吃少穿、短用愁住的滋味。当他将皮袄押入当铺中的时候,发出了“直愁一入深如海,空计三年远作期”的叹息。当他感到寒流来临之际,不由产生了“闻道菜花先怕冻,思量减我读书灯”的忧虑。舒位的社会地位使他比较接近下层劳动群众,人民的苦难,官吏的贪婪,社会的黑暗,在他的《瓶水斋诗集》中都有所反映。他的诗《卢沟桥行》堪称其代表作。诗是这样写的:“卢沟桥,来去路;举子忙,关吏怒。青袍中央坐粗官,两廊吏役围春寒。公车历碌止桥侧,一一呈取文书看。彼官肉食不识字,以目上下伪作观。衣裳在笥书在腹,公虽无税私有然。为言客囊久羞涩,恰有二百青铜钱。供君一饱如律令,君其努力频加餐。粗官睨钱如未足,买菜拾矢再三续。增之一分笑口开,车声隐隐过桥来。”
这首名为《卢沟桥行》的诗,既没写远山的峰峦叠嶂,也没有写卢沟河水的曲曲弯弯,既没写白色石桥的玲珑剔透,也没有写晓月的意境迷人,有的只是如狼似虎的关吏们的怒吼和客囊羞涩的“公车”们唯唯诺诺站在桥边等待勒索敲诈。这首诗描绘出卢沟桥关吏盘剥行人的丑恶行径,是一幅虎狼横征暴敛图。诗人注释说:试礼部者公家规定不征,“其索钱每人饭食为名”。我们不妨可以设想一下,卢沟桥的关史对读书人的公车举子们尚且如此盘剥,那么对一般的过往行商客旅、平头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见清朝封建统治黑暗之一斑。卢沟桥就在堂堂的天子皇帝脚下,吏官竟敢胡作非为,那么“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又将如何呢?在这里,卢沟桥是那帮关吏爪牙们盘剥公车举子们的历史见证人。
文物保护与修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卢沟古桥精心保护,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其首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予以明令公布。卢沟桥继续在首都的建设中发挥着交通的功能作用,以促进首都经济的发展,城乡交流和文化的繁荣。尤其是在1975年和1985年,卢沟桥两次承担数百吨整体大型现代工业设备的试验运输中,念其重负,惊赞其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卢沟古桥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1年建成通车的京石高速公路从城堡的西南方经过,在永定河上又飞架起一座结构新颖、造型美观的现代化公路大桥一永定河大桥,与古卢沟桥南北相对。桥东,“卢沟桥史料陈列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先后建成开放,为旅游观光者游览卢沟桥时增添了新内容。1984年,北京市政府全面修复了拱极城的城墙和城楼及东西两座瓮城。1985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社会各界的呼吁要求,本着保护人类遗产,弘扬民族精神的宗旨以及“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的方针,于卢沟新桥建成后,决定是年8月24日卢沟古桥光荣退役,专供人们参观、凭吊、游览之用。在“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的统筹规划下,修复工程耗资500万元,分三期完成,历时七年。首期工程是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折除1967年加宽的步道400余米,混凝土挑梁59道;加固、归位原石栏、望柱;清除沥青,恢复桥面;并修缮宛平城,复原城楼。二期工程为1988年3月至1991年6月全面整修拱券、桥墩;三期工程为1992年4月至是年8月,对全部望柱、栏板、地袱、桥面、华表、石碑,实施防风化及防浸漏保护。至此卢沟古桥整复如初。
——摘自《京畿丛书·丰台》,1999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