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市辖下的一级政区，“丰台区”的设立只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区政府所在聚落“丰台”的形成年代也显得扑朔迷离。这个问题自清代以来一直没有定论。1980年前后进行的地名普查，激发了关心丰台地名与地方文化的有关人士再度讨论的热情，却也没有得出大家公认的看法。本文只从地名学角度考察专名“丰台”一词的来源，尽管不能另立新说，但就已有的种种观点提出倾向性意见，并对地名的流变过程作出尽可能合理的分析。
　　对“丰台”语源的集中辑录，当推清代乾隆年间于敏中等人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卷九十《郊坰》的有关记载。归纳起来，大体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朱彝尊怀疑因丰宜门和拜郊台得名。
　　朱彝尊《日下旧闻》征引明末清初周筼《析津日记》：“芍药之盛，旧属扬州，……今扬州遗种绝少，而京师丰台连畦接畛，倚担市者日万余茎，惜无好事者图而谱之。丰台之名，不知所始，询之土人，并无台也”。他在这段文字之后加的按语说：“金时郊台在南城外，丰宜门者金之南门也。丰台疑即拜郊台，因门曰丰宜，故目为丰台云尔”。朱彝尊推测，丰台可能就是金代的拜郊台，由于邻近中都城的南门——丰宜门，因此人们把这座“拜郊台”也称为“丰台”。按照这个思路，后来以“丰台”为名的聚落，就可能取自“丰宜门外拜郊台”的简称。于敏中等人认为：“拜郊台今无考，朱彝尊于丰台按下以为疑即拜郊台，亦系约略言之，初无确证也”，即原本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只是笼统的说法而已。
　　第二，朱昆田怀疑“丰台即远风台之遗址”。
　　《日下旧闻考》引《秋涧集》：“丰宜门外西南行四五里，有乡曰宜迁。……架屋台上，隶其榜曰远风，以为岁时宾客宴游之所者，韩氏之昆仲总管通甫、判府君美也”。朱彝尊之子朱昆田说：“今之丰台，疑即远风台之遗址”。也就是说，“丰台”之名可能是由“远风台”而来的。对此，于敏中等人认为：朱氏父子的两种说法“似俱涉傅会矣”，即都有牵强附会之嫌。
　　第三，乾隆皇帝提出取“蕃庑”与“亭台”为名。
　　乾隆三十九年《御制丰台作》：“丰台仍是旧名呼，接畛连畦种植俱”。他在篇末注释说：“《日下旧闻》引《析津日记》，谓丰台之名不知所始。朱彝尊按，以丰台疑即拜郊台，因南门曰丰宜，故曰为丰台云云。其解未确。考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元人园亭多在其地。丰盖取蕃庑之义，台则指亭台而言耳”。
　　第四，钱泳以为从拜郊台、丰宜门、远风台取名。
　　生活在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钱泳，在《履园丛话》卷十八《古迹》中提出：“丰台……相传即金时之拜郊台，当时有丰宜门、远风台诸名，故曰丰台也”。
　　 　　周筼在明末清初已不清楚“丰台”之名的起源，询问当地人也不存在作为建筑的“台”。著名学者朱彝尊对周筼颇为赞赏，由周氏《析津日记》联想到金代的“丰宜门”和“拜郊台”，怀疑拜郊台可能因为距离丰宜门不远而有“丰台”之称。把“拜郊台”称为“郊台”古已有之，朱彝尊自己也在说“金时郊台在南城外”。不过，从地名产生和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若把丰宜门外的拜郊台简称为“丰台”，将两个不同类型的建筑及其名称联系在一起再造新名，难免显得过于生硬和牵强。比如，按照这个模式，明清时期永定门外的烟墩，大概就有可能被称为“永墩”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在北京其它地方迄今也没有找到以这种途径产生的地名。所以，乾隆皇帝、于敏中等人认为朱彝尊“其解未确”或有附会之嫌，应该是有道理的。
　　乾隆皇帝否定了朱彝尊带有审慎怀疑态度的推测，但他自己的解释也并不恰当。明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草桥”条，已经指出这里“居人遂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清初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六十四也有类似说法。康乾时期的励宗万《京城古迹考》“丰台”条引用了孙承泽的话，乾隆皇帝的注释“考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元人园亭多在其地”，与孙承泽的表述也无多大差异。由于丰台是京师的鲜花供应基地，周围又有元代的许多园林亭台，乾隆皇帝接着推断“丰台”一名的由来：“丰盖取蕃庑之义，台则指亭台而言耳”。“蕃庑”意为滋长茂盛，如此则“丰”取自对花木丰茂的形容，“台”源于以往修建的众多亭台。这个说法综合了丰台的两个特点，对地名用字的解释也不乏渲染与赞美，但强迫属于形容词的“丰”与作为名词的“台”在语义上并列，结果就使得“丰台”二字实在难以通顺地解释，也不符合地名构成的惯例。况且，从乡村聚落发展起来的丰台，当时还不足以纳入国家刻意命名与更名的行政区域之中，地名的产生途径理应由社会约定俗成，“丰”只能是对“台”的形容而不会是两者并列。人们命名一个地方，只需抓住它的一个特点就够了，根本无需为照顾多种因素而耗费如此曲折的联想。
　　钱泳记载的“丰台”得名之源仍然离不开金代的拜郊台，却又说“当时有丰宜门、远风台诸名，故曰丰台也”，颇有从这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的意味。钱泳将朱彝尊推测的“丰宜门”加“拜郊台”之说改换为“丰宜门”加“远风台”，但他把元代才有的“远风台”误为金代已有之物，这样一来，其立论显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相对而言，被《日下旧闻考》认为似乎有牵强附会之嫌的朱昆田“远风台”之说，可能是对“丰台”语源最合理的解释。关于这座“远风台”，元代王恽作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的《远风台记》（《秋涧集》卷四十），叙述了它的来龙去脉。兹抄录如下：
　　丰宜门外西南行四五里，有乡曰宜迁。地偏而嚣远，土腴而气淑。郊丘带乎左，横冈亘其前。中得井地三九之一，卜筑耕稼，植花木，凿池沼，覆蒉池傍，架屋台上，隶其榜曰远风，以为岁时宾客宴游之所者，韩氏之昆仲也。至元戊寅百有六日，主人邀余来登。顾瞻河山形势，在北则近连圻甸，南则远际河朔，东控海门碣石之雄，西眺太行桑乾之胜。千里一瞬，略无限隔。少顷，风翛翛然自太虚中来，浸淫乎蹊谷，荡漾乎林野。春和明霁，微埃不兴。声先乎群木之颠，气郁乎崇丘之外。然后度丛桂，入亭圃，转兰猎蕙，泛溢乎层栋轩楹之间。座客欣然，动兰台之兴，畅方外之适，披襟当之曰：“信乎！涤烦臆，抒滞思，而其来之之远也。”余仰而思、俯而叹曰：“子知风之来邈，未究夫台之得斯名于士大夫间也。韩氏自鄅城府君以来，孙谋底法以燕翼子者，义则昭昭矣。通甫君美，遵诲承志，光大先业，欢然若父菑之敷播，晔然如棣华之相辉。溯流寻源，其遗风所从来远矣。故贤士大夫莫不重其好贤乐善，登兹台而愿与之游。由是而观，慈祥岂弟之风，又贤于人远甚。况兹墅也，出而入仕，蹞步于庙朝之上；退而隐处，偃薄于山林之下。将行义达道，存志俟时，无不安适。其清风穆如、流芳于后人者，又有远而不可极之致。不然，天壤间林泉佳处，第欲畅幽情而涤烦虑，何所往而不可？”客曰：“嘻！有旨哉！今韩氏卜筑之意，信得其趣，而吾子可谓发不言之秘，勉其所未然者焉。”既而嘱予笔记之。因掇前言，俾刻诸台上，以贻来者。至于风交平畴，良苗怀新，行之而喜者，兹植杖野人之事，故不复云。后三日记。
　　韩氏远风台的主人是元朝初期的官员韩通甫、韩君美兄弟。王恽是当时的名臣，曾任监察御史等职，除了《远风台记》之外，他还有《寒食日韩氏南庄讌集诗》等涉及远风台的文字。朱昆田指出：“韩氏南庄即远风台”。《远风台记》首先介绍“远风台”的位置、来历、地理形势，继而赞扬韩氏的家风与品德，阐发此台以“远风”为名的多重含义，最后交代了写这篇文章的起因和用意。
　　王恽的文章表明，远风台在金中都时代的丰宜门西南四五里，大约相当于今玉泉营以西、郑王坟到于家胡同一带。元初这里已是一批志趣相投的士大夫在大都城外游乐聚会的重要场所，他们的活动造成了“地以人传”的效果，使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观景胜地与突出的地理标志，从而为后来在附近形成的聚落提供了命名的参照物，奠定了地名产生的历史地理基础。语词含义清新隽永的“远风台”一名，既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推崇，也在普通民众之间流布。这个名称首先在口语传播中逐渐从简省略了形容词“远”，由“远风台”变成了“风台”，随后被某些文字记录下来，就像明代北京郊区的“打靛厂”后来被省略为“靛厂”、民国地图上的“小草桥”后来只称“草桥”一样。历史上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形，李白《乌栖曲》说“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白居易《长洲苑》有“年深不辨娃宫处，夜夜苏台空月明”之句，里面的“姑苏台”与“苏台”是同一座建筑的两个名称，此类例证不胜枚举。“远风台”简化为“风台”，迄今所见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元朝末年熊梦祥《析津志》。《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引《析津志》说：“韩御史，先世禹城人，城南远风台为别墅，诸老有诗”。清末缪荃孙从《永乐大典》辑录的《顺天府志》卷十征引《析津志》说：“韩御史，先世禹城人，因乱及此，城南风台为之别墅，诸老有诗”。两个版本略有差异但肯定都不是率意而为，相比而言，《永乐大典》抄本更像未经删节、接近原始面貌的文字。这样，我们可以断定，至少在元朝末年，“远风台”已经在一定场合下简化为“风台”，为日后命名作为聚落的“丰台”提供了直接的依据。“远风台”则作为一处古迹，存在于文献之中。
　　循着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推测，可能在元末明初，主要存在于口语中的“风台”，在被人们用文字记录下来之时，已经迅速地被同音异写为“丰台”。这个名称有期盼丰盈、丰收的意思，比“风台”更符合公众对嘉名的喜好。明代罗玘《圭峰集》卷十四《锦衣卫千户安君墓志铭》说，安顺在弘治九年（1496年）“正月十八日葬大兴县东湖社丰台村”。钦天监正李华（字季芳，1422-1501年）墓志，称其葬在“东湖社丰台村祖茔之次”。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成书的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所载南城之外的村落，有“柳巷村、御匠局、管头村、丰台、鸡鹅房”等。这些都证明，至少在明代，已经出现了称为“丰台”的村庄。如果考虑到家族墓地的历史继承性，李华出生于永乐二十年（1422年），其“祖茔”以及它在附近依傍的村落，理应在元朝某个时候就存在，但那时是否叫做“丰台村”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推测“丰台”之名经历了“远风台→风台→丰台”的演变过程，首先是从地名的语词结构可能发生的变迁过程着眼。《永乐大典》抄本《析津志》为“风台”的存在提供了证据，成为“远风台”从建筑名称渐变为村落名称之间的桥梁。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刊行的《宛署杂记》卷五说：“县之西南，出彰义门曰鸡鹅坊、管头村，又二里曰东局村、曰西局村，又二里曰柳巷村，又二里曰小井村，又五里曰风台村，又二里曰看滩村”。对照上述村落之间的方向和距离，“风台村”与今丰台区所在的“丰台街道”即原“丰台镇”位置基本相符，其它村落分别是今天的鹅凤营、东管头与西管头、东局、西局、柳行村（位于莲花池南、六里桥北，民国时有）、小井、看丹。不论这个“风台村”是流传于民间的“风台”的延续，还是对影响已经很大的“丰台”的同名异写，古今地理位置上的高度契合与文献记载，都证明万历年间确实存在着一个“风台村”并且是今日“丰台”的前身，其名称则无疑有一个“风台→丰台”的演变过程。在清末伴随着修建铁路迅速兴起之前，作为村庄的“丰台”并不引人注目，因此也不能强求历史文献对它付出更多的笔墨。沈榜的记载来自多方访问搜求与署衙保存的档册文件，其所记地名未必是随意而书，因此不宜轻易予以否定。
　　有些历史文献对“丰台”或“丰台村”的定位，并不等同于今天的“丰台”或稍前的“丰台镇”，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地名所指地点或范围的差异，未必对它的语词起源有多少影响，因为同一个地名所指的地域有在不同时代发生缩小、扩张或迁移的可能。记载明代钦天监正李华葬于“东湖社丰台村祖茔”的那块墓志，2006年6月出土于葛家村附近（丰台区党史办张国庆先生见告）。葛家村位于今丰台以东约5里、于家胡同以西约3里，正处在今天的“花乡”也就是历史上“丰台”花卉种植区的中心地带。李华的墓志铭只能证明他埋在了“丰台村”的土地上，却不能以坟墓的地点代替村子的位置，因为一个村落的土地范围必有一定的幅度，而人们通常从心理上并不喜欢使坟墓与村落靠得太近，在村落比较稀疏的时代，这个伸展幅度往往不会很小。《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记载的“丰台”只有大致顺序而没有具体方位。从明末以后的文献看，作为明清城南花卉产地招牌的“丰台”，往往不是作为某个单一村落的名称，而是更多地以泛指多个村落的区片名称出现。例如，明末《帝京景物略》卷三说“草桥去丰台十里”，所指方位非常笼统。清代《康熙宛平县志》卷一称“方内阁从哲墓，在城西南丰台”，但所列“里社”中却没有作为村落的“丰台”。康熙五十七年（1718）方苞《游丰台记》（《方望溪全集》卷十四）说：“丰台去京城十里而近”，他所到达的“王氏园”即“王熙别业”，在今王家胡同一带。乾隆年间励宗万《京城古迹考》说：“丰台在宛平县西草桥南”，接下来记载的丰台种花的村落，从柳村、俞家村、蒋家街、季家庙、张家路口到樊家村，却绝口不提作为村落的“丰台”。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三说“丰台在右安门外十八里”，而道光年间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三集的“丰台赋芍”则称：“丰台在右安门外八里，前后十八村，泉甘土沃，养花最宜”。这两处记载看似相差十里之远，实际上前者是就“丰台”这个区片离城最远的大致界线而言，而后者与方苞所述的地点一样，都是指“丰台”所指范围内离城最近的距离，其间分布的“前后十八村”以“丰台”统称之，它显然已不是一个居民点的名称，而只能作为一个区片的名称出现。这样，“丰台”由此完成了从明代前期的单个村落名称向区片名称的转变，而沈榜所记的“风台村”应是位于“丰台”这个区片边缘的一部分，它长期掩盖在作为区片的“丰台”的巨大影响之下而未被文字或地图记载。到清末兴修铁路之后，在此迅速崛起的交通枢纽以这片地域的总称“丰台”命名，从而为日后的“丰台镇”、“丰台区”奠定了命名基础。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下列认识，从而解开了关于“丰台”语源的谜团，理清了地名与它所指代的地域之间在不同时期的相互关系：
　　（1）元朝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前，韩氏兄弟修建了“远风台”。由于王恽等人的褒扬，远风台声名远播，成为所在地方的一处显著标志，进而可以充当命名附近某些地域时的参照物。
　　（2）元朝末年的《析津志》显示，“远风台”当时已经在一定场合被省称为“风台”并载入文献，从而为后来的“丰台”之名提供了直接的词源。
　　（3）从语词结构的变迁分析，“丰台”的起源经历了一个“远风台→风台→丰台”的演变过程，只是“风台”更多地是在口语中传播，不易得到像《析津志》那样的文献记载，但“风台”在元末的存在应是确定无疑的。
　　（4）到明代初期，已经出现了以“丰台”为名的村落，其地点应在今天的花乡北部葛家村周围，命名的依据则是它东边已可省称为“风台”的“远风台”；而“风台”在用文字记录下来时，便被人们选择的更符合嘉名要求的“丰台”同音替代。
　　（5）文献记载显示，明朝后期“丰台”之名开始从单一的村落名称向指代更大范围的区片名称转变。明末以及清代的多种文献关于“丰台”定位的描述出入较大，恰好表明它正在经历着这样的转变过程，但“丰台”的中心区域仍然没有离开传统的花卉种植区。
　　（6）万历年间沈榜记载了同名异写的“风台村”，其地点与今天的丰台区政府所在地相符，表明了“丰台”之名的影响在向西扩展，但也由此掩盖了它作为独立村落存在的光芒，从而在地图与文字中经常被人们忽略。
　　（7）在清末兴修铁路热潮的推动下，长期作为区片名称的“丰台”成为新崛起的城镇、车站的专有名称，其后又成为“丰台区”的命名基础，而“丰台”一名所指的中心区域至此也完成了由东向西的渐进过程。
　　（8）尽管“丰台”已经与当年的“远风台”渐行渐远，但沿着“远风台→风台→丰台”的次序去追寻地名的语源，是一条比较可靠的途径；“丰台”这个名称的性质，则经历了“村落名→区片名→村镇名→城镇与行政区域名”的变化。